但凡涉及公民自由和私产，君主的决定都必须先得到议会的同意，赋予其合法性，转化为法律，再交由政府去执行。
地方人民政府授权的，如《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在杭州市暂时调整适用〈浙江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规规章有关规定的决定》（浙政发〔2022〕4号）、《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在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暂时调整实施本市有关政府规章规定的决定》（穗政发〔2015〕128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中暂时调整有关政府规章规定的决定》（渝府发〔2018〕53号）等。重要性标准虽然有重要性不易把握的不足，但我国立法权总体是以法的位阶为中枢按重要性配置的：位阶越高，立法权越大，所调整的事项越重要，反之亦然。
不过对此，法律界有不同看法，认为只要现行法较旧法对适用对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更为有利，便可溯及既往地适用，不用问立法者有无明示性规定。二是进一步揭示和遵循法律发展的内在规律，丰富和发展法律适用规则，使法律适用更好地体现法律规则的内在逻辑关系。现行法没有这样规定，说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实际上排除了将这些事项授权给国务院立法的可能性。但是，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先行立法时，并不意味着它可以采用上位法采用的法律制度或手段。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授权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的决定》，授予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就浦东新区事务的特别立法权。
这是因为，地方性法规先行立法时，所规定的是法律和行政法规调整的国家事项（非法律保留事项）。（一）进一步明确法律绝对保留事项 授权立法事项范围由法律绝对保留事项范围来划定。同时也不会因为对此项罪行失察而受惩罚。
……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不过，各级官员大都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守土职责，他们即使不信妖术，也不可能不担心民间妖术恐惧对地方治安及社会秩序可能造成的后果。或许出于专业的习性，我还是最欣赏书中对当时中国权力关系及其运作的描述和解析，并将其大致概括为臣-民关系、君-臣关系、君-民关系。这一方面需要他们的道德勇气（具有这种胆识的高官在乾隆盛世也是凤毛麟角，到清末则基本消失殆尽了），同时也需要乾隆相应地接受建议，适时地下台阶。
做为一本学术著作，《叫魂》是小题大做的典范，它以叫魂这一事件作为引子，勾勒出18世纪中国社会的全景图。因为处于君主任意性权力的威胁之下，事实上并不存在受程序保护的真正安全的沟通渠道。
由于他们自身的精明能干，对于下属的欺上、蒙上等行为也格外敏感和不能容忍，对服从、效忠的需求分外强烈，这使得他们似乎有一种定期整肃官场的癖好，动辄撤职、降级，抓一批，关一批，杀一批，以此彰显皇权的威慑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剿越来越成了皇帝与各省官僚之间的暗中较劲，仅仅是为了整肃他们，清剿也必须毫不犹豫地继续下去。要清剿妖术，必须首先对这样一部官僚机器加以整肃。乾隆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圣君，按说他的判断力不应该太差，但越是英明的君主往往越讨厌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确有不合理之处，但他们总是夸大其弊端，试图彻底砸烂制度的枷锁而为所欲为）。作为皇帝，他最关心的是江山社稷，对谋反之类的苗头始终保持着高度戒备，这种站位的高度可能使他高瞻远瞩，但也可能令他神经过敏，从而出现判断上的重大偏差。
但乾隆看问题的角度完全不同，他高屋建瓴，习惯于从政治上审视一切，将事件上升到有人企图颠覆朝廷、密谋叛乱的高度，他认定（其实是猜想、没有证据）有一股势力正在利用剪辫一事来煽动汉人对大清帝国的仇恨，并阴谋挑起反满叛乱。然而由于乾隆的介入，事件越闹越大，最后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但案子到省一级时，官员们因为远离肮脏的县府大堂上的种种压力与诱惑，对于被告的偏见也就小得多。当弘历对这些易受攻击的外来人进行迫害时，村民是不会不对之表示欢迎的。
地方官僚精英对叫魂的判断一般是不会拔高的，没有人会轻易小题大做，把这种妖术恐惧与叛乱谋反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当做紧急的非常事件奏报朝廷。孔飞力教授是那种既才华横溢、又肯下笨功夫的学者，为了做这项研究，他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花了大量时间阅读并复印了原始档案，装了满满的一大纸箱，可谓下足了档案研究的功夫，其治学态度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他们都力图息事宁人，安抚民间的恐慌，制止谣言的流传，打击无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门胥吏和地方棍徒。在叫魂案中，这主要表现为君对臣的防范猜忌之心，官僚们的表现让乾隆愤怒和失望，并强化了他对官僚们，特别是汉人官僚们一直以来并从未真正消失过的猜忌。
第一个利用民间能量的似乎是慈禧太后，但她利用义和团对付的是洋人，而不是自己的官僚队伍，且并不怎么成功。胸怀大志的君主又往往好高骛远、好大喜功，自信到自负的地步，死要面子，不肯认错，因此有时候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直至把上上下下折腾得筋疲力尽。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于是妖术提供了一次权力幻觉的极好机会。2020年3月，疫情期间，居家看书。书中揭示了在底层对公平正义不再抱有任何希望时，许多民众对权力容易产生的一种幻觉，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印象最深的是孔飞力教授的力作《叫魂》。
当然，在叫停的过程中仍然要找到一套说辞，给足皇帝面子，心甘情愿地为其擦屁股，对此臣子们自然是十分敏感、格外用心的，展现出他们为官之道的高明技艺。君臣关系在官僚君主制下原本就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官僚们总是希望有一套规范体系，进而照章办事，而君主天然地想摆脱体制的束缚，将自己的权力凌驾于制度之上（如君权与相权的长期摩擦），一些突发事件往往使这种矛盾更加激化。
然而奇怪的是，从叫魂这一事件来看，其中激烈对立的似乎是君臣关系，而非君民关系，相反君与民在心态上还呈现出某些相似之处，如内心都怀有极大的惶恐和不安全感，尤其是在痛恨官僚阶层这一点上，他们达成了奇异的一致，把僧人和乞丐当作替罪羊，是朝廷和民间的某种共谋。进入 马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叫魂 权力关系 。
在他看来，正是汉人官僚们的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官官相护，才使得妖术在帝国的江南腹心得以横行无阻，并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孔先生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历史讲座教授，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著称，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这是一个既可怕又富有刺激的幻觉。正是由于乾隆对官僚队伍长期存在的这种不满，使得对妖术的处理很快演变为一场官场整顿，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运动。那些平时不可能获得权力的人会抓住这些偶尔出现的机会，获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二、君-臣关系 地方官员息事宁人的态度使他们很自然地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这样不仅可以给上司一种地方上‘平安无事的印象，地方官本人也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规独立全权地来处理事件，而不必受制于专断独裁的君权。
再说，官僚士大夫也一般不会有小民百姓的那种朝不保夕的衣食之忧，他们对妖术谣言更不会有切身的恐惧和不安。在乾隆的巨大压力下，整个官僚体制终于被动员起来，在官员们的互相攀比的情况下，一场对叫魂妖术的清剿迅速在全国展开。
三、君-民关系 按说下层的民众、中层的官僚和上层的皇帝，其地位和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对某些事件的态度往往有、也应该有很大差异，距离越远这种差距应该也越大。无论于公维持治安与秩序，还是于私保住乌纱帽，妖术和妖术恐惧对他们都构成一种威胁，使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
凡此种种，使得《叫魂》一书十分耐读，读罢掩卷看天，唏嘘，感慨。出于官僚制度照章行事的本能，各级官员们尽管职位处境不同，品德操守各异，他们在妖术恐惧初期时的因应之道却大致相同
原来这并非我们这几代人才有的经历，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不过那时的皇帝统治术似乎还没有发展到赤裸裸地去联手下层以壮大自己力量、从而共同反对政敌的地步，毕竟乾隆最不愿意看到、也最害怕看到的是暴民峰起，旧政权的一个基本的政治特征，便是普通民众对政治抱消极态度。于是他们的态度从协助皇上进行清剿，转而开始考虑如何善后。那种睚眦必报的领导人和狂热激动的民众勾结起来对付共同敌人的狂暴结合（这正是现代政治运动的表征），还是一件要到遥远的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18世纪的官僚们还没有受到这样的致命夹击。在他看来，正是汉人官僚们的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官官相护，才使得妖术在帝国的江南腹心得以横行无阻，并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
做为一本学术著作，《叫魂》是小题大做的典范，它以叫魂这一事件作为引子，勾勒出18世纪中国社会的全景图。三、君-民关系 按说下层的民众、中层的官僚和上层的皇帝，其地位和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对某些事件的态度往往有、也应该有很大差异，距离越远这种差距应该也越大。
乾隆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圣君，按说他的判断力不应该太差，但越是英明的君主往往越讨厌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确有不合理之处，但他们总是夸大其弊端，试图彻底砸烂制度的枷锁而为所欲为）。很快地，山东就抓获了许多‘妖党，并从‘妖党的口供中得知掀起这场叫魂恐惧的‘妖首就潜伏在江南。
对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弘历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要清剿妖术，必须首先对这样一部官僚机器加以整肃。
